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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计人的“维信素”
  • 作者:鸣哨笔记
  • 发表时间:2020-07-24 16:01
如果诚信是一个经济主体的必需品的话,那么至少大部分人应该拥有这种素质才显得合理;如果诚信成了“奢侈品”,那么拥有它的人可能是糟糕的一一人类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试想,你拥有别人所没有的很容易受伤的东西有何感觉?
 
我们不妨先来比较一下中西方对“诚信”的不同理解——
 
《论语》里集中反映了孔子的“诚信”思想。《论语》的《学而篇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惠乎?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证》篇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可见,“信”与“忠”、“孝”、“仁”、“义”一样,是孔子极力推崇的美德。孔子主张人人讲信用,人人为诚实,认为“诚信”是人们立身处事的根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原则。
 
西方的“诚信”是在地处地中海的罗马帝国繁荣的海外贸易和简单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诚信契约”与诚信诉讼”在当时罗马成为最普遍的商业和司法原则。(诚信原则是在罗马帝国万民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万民法是现代商法的起源,主要规范人们的商品交换行为。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是万民法的基本规定。)当时罗马人制定了详尽的债权法特别是合意性契约规定了当事双方的权利义务,同时也把诚信作为法律行为基本准则之一,即根据“公平”、“正义”、“善意”的原则,表示意思者的真实意图的行为准则。可见,西方的“诚信是建立在商品交易基础上的,强调的是经济因素的个人品质,往往与“经济成本”、“收益”联系在一起。
 
儒家的“诚信”思想虽然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但也包含了为人“诚实”、“信用”的内核。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极有可能演变为具有商品交换特性的“诚信”思想可悲的是,近现代的一些运动,特别是在财会领域的革命,切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作为“诚信”载体的人的心态受到极大伤害需要强调的是,计划经济根本不需要“诚信”,每个(包括自然人法人)主体不存在计算生产成本和收益的真正需求,不同劳动付出却获得几乎同样的报酬,信用变得可有可无。
 
尽管中西方对诚信的理解有不同之处,但就“人”本身而言并无道德上的差异,真正的区别在于是否具备了约柬环境和条件。而今,人们既没有看到受损者的矫正力量,也未看到来自行业内部主动的制约力量。因此,实现会计人靠“维信素”维系信用的愿望迫在眉睫。
 
假如有一种制度,无法使拥有诚信的人获得相应的利益,那么还有谁会试图拥有它呢?再假如,如果有一种制度能保证拥有诚实和信用的人获利,不拥有的人遭殃(殃的大小按照不诚信的程度而定),那么谁敢不拥有诚信呢?
 
诚信是社会性的,只能由制度来保障,制度才是会计人的“维信素”。
 
失信成本过低是目前不讲信用的一个主要原因。信用缺失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经济活动主体是否选择违约,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当违约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收益时,经营者便会选择违约。而目前的状况是,守信者未得到有效的保护,失信者未得到严厉的制裁。如一些企业或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信息已成为一个公开的游戏规则”,但做假的企业或中介机构受到惩处的仅是极少数许多人和企业都从“失信”中捞到好处,一些擅长做假账的人员还成了一些企业争相聘请的“人才”。在这样一个失信不受惩罚的环境下,“好人也会变坏”。要改变这一局面,一定要制定和推行使“失信成本”远高于“守信成本”的惩治制度,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让失信者得不偿失,不敢冒失信的风险。
 
如果失信的责任被轻易地归咎于政府监管的不力,同样轻易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加强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和范围。实际上,市场发达国家如美国的会计行业规范并不是此种逻辑。行政力量只作为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力度过大,会导致寻租和腐败;力量过小,难有效率),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市场中的制衡力量,以及这些制衡力量切实发挥作用而形成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SEC(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对国会负责,在利益上独立于会计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负贵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规则的制定;但SEC将制定权委托给了ACPA(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FASB(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只是保留最终监督权和否决权。在这种监管制度下,行政力量不介入直接管制,页是调动会计信息受损者的力量约束做假。由于受损者能够迪到责任人,并且巨额赔偿制度能充分刺激市场中的各种力量,这使得舞弊行为处处被经济杠杆所抑制,尽管舞弊行为并不因此绝迹。
 
合伙人制度是以诚信立业的最佳组织形式。合伙人制度的实质是:注册会计师以无限责任的形式承担过失或欺诈造成的风险,相当于以自己的损失担保服务产品的保证程度。要想使注册会计师立德、守信,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建立在重复博弈的基础上,因为在一次性的博弈中,最优选择是欺骗。倘若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说到底是捞一把就走,则注册会计师的公信力无法有实质性提升。第二,受损者有积极性实施惩罚,既然财务信息失真给利益关系人造成了损失,则财务报表最后的把关者应当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宗因虚假财务信息而获赔偿的民事案例,于是注册会计师只能接受行政处罚(或效率低,或过度)以及刑事处罚(美国专业人士走向监狱的事例极少),而没有第三条道路—为自己的过错付款。一旦受损者觉得民事赔偿渠道不通,放弃了主张经济权利的念头,注册会计师难以自觉而长久地守信。第三,错误与舞弊可以被观察到。我国的一些财务信息造假案得以败露,大多源于媒体曝光,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对于像注册会计师这样高度专业化、信息高度不对称的行业来说,让同样具有专业知识的注册会计师去制约另外的注册会计师(定期同业互查制度),利用专业人士组成的技术鉴定委员会确定过失、重大过失、推定欺诈、欺诈的性质(银广夏应属于推定欺诈),不但重要而且必不可少。一旦造假行为被发现的概率较低,企业有关责任人和注册会计师就会有侍无恐。合伙制作为外部约束与内在张力的契约性组织,是市场筛选的结果,它以足够的阻吓力量为约束造假行为,为满足上述“三原则”莫定了制度基础。
 
建立和完善信用记录体系,为会计人建立“信用记录”,确保信用记录成为个人的必备档案,而不能使其成为“花瓶”。只有这样,才能使诚实守信者受到社会的信任和尊重,大伪小信者受到信用教化而有所收敛,败德失信者受到应有的唾弃。例如,宣布某会计人诚信低下,或存在不名誉行为,以此强化道德威慑,让诚信成为会计职业谱系中共有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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